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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档案揭秘:日本战败时投降真是无条件吗

发布者:新闻来源:发布时间:2016-05-18



1945年8月15日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军民都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列队,以颂扬“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主题的国歌《君之代》首先响起。在“吾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至千千代”的国歌播送完毕后,一个尖尖的男声从收音机中传来──这就是普通日本人首次听到的被称为“仙鹤之声”的“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的形式广播诏书内容,通篇又都回避了“战败”“投降”字样,只说“饬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此刻的日本军民大致也听出来了,这是说本国已战败并向敌国屈服。军民们顿时抽泣声、号啕声、以头扑地的声音随处响起。后来,天皇裕仁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将其称为“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此刻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不过同时又申明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自然不禁会问:“这真是无条件投降吗?投降后美国为什么又不追究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呢?”


美日秘密谈判,“无条件投降”成为焦点

日本自20世纪30年代发起侵华战争后,曾疯狂不可一世,侵占半个中国后又在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形成轴心国,共同为祸世界,这也促使中苏美英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建立。1941年12月7日,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被激怒的美国马上对日宣战,两国以太平洋为战场展开了全面交锋。

当日本上层研究对美国开战前,首相近卫文麿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因为这时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只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不过多数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以侥幸心理希望能突袭获胜,然后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山本五十六面对于部下的欢呼庆贺却一脸愁容,并叹息说:“我们只是惊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 ”在东京城内,为自己国家的偷袭成功而欢呼乃至沸腾时,两个月前刚辞去首相一职的近卫文麿也在虎之门华族会馆以黯淡的表情向身边的人说:“真是干了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

果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反攻包围德军精锐而扭转了欧洲战局,法西斯轴心国至此明显败局已定,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其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便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

饱尝最邪恶的法西斯野蛮进攻的各国在面对战争胜利的前景时,都感到对德国、日本这样侵略策源地必须彻底铲除,不能与之谈条件媾和,以免让其得到喘息后卷土重来。1943年1月,罗斯福来到北非疗养胜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须无条件投降,这才意味着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意了这一要求,蒋介石也在开罗会议上赞同美英的要求。按照反法西斯“四强”共同达成的意见,在意大利已经投降后,德国、日本想议和之路也被堵死,只有放下武器,接受铲除战争机器、惩办战犯和消除侵略土壤的处置。

面对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希特勒决心顽固到底,德国军官团的部分人便想将他暗杀以达成媾和,结果因“七二〇”爆炸失败导致了纳粹血洗了求和派。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元首兼头号战犯希特勒自杀,国土绝大部分还被盟国占领,继任领导人邓尼茨的司令部所在地守军也向英军投降,真是彻底的“无条件”。

日本上层在1942年中途岛海战大败后,就已经感到打败美国没有可能,于是努力寻求讲和,美国却不加理睬。1943年以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上层知道军事上败局已定,一面要求部属以“玉碎”的疯狂尽量给盟军多造成伤亡,另一面也积极寻求进行秘密谈判。美国为减少损失并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到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经常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间密谈媾和条件,日方密使则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尽管日本的本土还未攻入盟军一兵一卒,前首相近卫文麿等人鉴于德国的例子,向天皇建议应尽快牺牲军部一班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元气。天皇又要求设法让还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来调停,并说明“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意思便是可以有条件投降。

罗斯福总统此前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抱合”的侵略势力,不赞成采取通融。1945年4月他突然去世,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帮”(一批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赞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已事实形成两个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便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以对抗苏联。

德国投降次日,即1945年5月9日,在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御弟”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说美国态度已有松动。当时,日美驻瑞士的代表,藤村义良说明最大障碍是“无条件投降”,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

接到美国提出的有松动态度的投降条件,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大郎等人的态度是倾向于接受,天皇却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去掉“投降”字样改为“体面和平”。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里面没有谈到天皇制的问题。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他人认为这是示弱而放弃。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虽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本,却声称不予答复。据后来有人考证,日本政府所讲的“不予答复”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是在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翻译成了“不予理睬”的意思,这又激怒了美国最高层。

美国总统及其身边的高官认为,日本已到了垂死的地步,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7月中旬,美国又成功试验了原子弹,而且有两枚是可以使用的,同时知道苏联马上要参战,便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不仅可以打击日本也要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

1945年8月6日,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这时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因等待苏联对调停“体面”和平做出的答复,仍然未做出反应。8月9日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方面要求继续作战的要求,于10日清晨做出“圣断”,决定向盟国表示可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在最后加上一项要求──“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

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月间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说:“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此话一语中的!

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也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


日本究竟是何时宣布了投降?

对日本投降的时间,国际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称是1945年8月10日,有的称是8月14日,有的称是8月15日,还有称是9月2日。这些说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其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

称1945年8月10日这一天日本投降的,根据是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是否接受的答复,也就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即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句话的意思,等于表示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要求行使这一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意思就是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

8月12日,得到美国通过瑞士渠道发回的同意答复,天皇表示满意。8月14日,日本通过中立国正式通知了盟国接受《波茨坦公告》。从国际法规的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陈坚绘制的巨幅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生动详实地描绘了日本正式向中国投降时的历史场景角度看,8月14日应该说是日本正式接受投降日。

至于许多人认为8月15日是投降日,是因为这一天日本天皇正式在电台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按照战后日本的解释,天皇于8月15日在电台广播的《终战诏书》,算是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是挽救了本国国民的一大恩德。因此在战后几十年间,日本每年只纪念“八一五”。

天皇裕仁的“八一五”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若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完全是颠倒黑白,把自己当初下令开战说成是“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是“解放东亚”。这一“诏书”对中国仍持轻蔑态度,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只说“向美英两国宣战”导致“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这篇以“朕”自称者用文言体的广播中,又回避了“战败”“投降”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

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不过并没有立即接到投降的命令,在战场的作战也并没有停止。这一广播发出两天以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同苏军停止战斗,并进行“停战谈判”,苏联马上答复根本没有谈判可言,只能马上放下武器,并以军队强力开进迫使日军缴械。在天皇广播四天后,即8月19日,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庄严地放下武器”。战后日本有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军占领军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持面子,同时也隐含着内心的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人受日本解释的影响,把天皇这篇诏书的内容性质概括为“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8月14日这天,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通知盟国接受投降条件,8月15日,天皇裕仁这篇讲话只是向自己国民的解释,中心是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日本政府后来宣传这一诏书挽救了国家,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真是可恶可笑。后来,右翼势力一直鼓吹为侵略翻案,正是坚持这篇诏书的精神,可见其留下了重大的历史隐患。

日本同意投降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至美军开进东京后,9月2日,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上签订投降书,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中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把9月2日定为日本投降日,“九三”作为胜利纪念日,这是准确的界定。

“日本投降”概念被美国偷换成“日军投降”

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却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未改变原有政府、最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可供军事所用的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无条件投降真有天壤之别。

那么为什么日本投降时还能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它不像德国在投降时那样,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其本土还没有攻入盟军一兵一卒,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时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以中国战场而论,日本大本营和“支那派遣军”制订了决战计划,准备放弃广州、武汉时进行彻底破坏,在上海等地进行巷战,不惜将城市夷为平地,并在北平、天津和山东进行毁灭性决战,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许投降。若真照此实行,中国的精华地区和无数人的生命将为侵华日军殉葬。按美国在1945年夏天制订的计划,因原有的两枚原子弹已投出,需再用几个月时间生产出七八枚,方能在东京湾登陆。美军还认为即使进行核攻击,也会付出数十万军人伤亡的代价来征服日本。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

从8月31日起,有20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许多官兵因在岛屿战中看到日军疯狂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踏上这片“菊花和军刀”交织的国度都心惊胆战,时时担心会有自杀式攻击。然而他们见到日本人时都鞠躬相迎,按“圣断”行事,全无抵抗。含着麦秆烟斗下飞机的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见此情景,更感叹天皇有威望,声称若是废除他便需增加一倍占领军。

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若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追究,其可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不触动。

对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意见,然而实力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是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太平洋力量很小的苏联海军连进攻千岛群岛(其南部便是日本的“北方领土”)都感到吃力,英国无力顾及远东,中国则根本无海军,于是,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的处置权。

1945年秋,美国占领日本后,虽对其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战争结束时还有700万人的日军(因其中近一半在海外,大都由美国运输舰遣返),不过日本原有政府继续保留。德国战后的领导人在东西两侧都由原来的反纳粹人士担任,日本战后几届首相却是过去对战争有重大责任的高官,如50年代担任首相的岸信介就是甲级战犯。日本的国家元首,仍是天皇裕仁,只是将处理具体政务权交给内阁。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便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要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


将东条英机说成“‘二战’三元凶之一”实属大谬

当美国占领日本后,出于世界人民包括本国公众对发动侵略者要给予追究的压力,日本同意对战犯进行审判。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由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这十国的十名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麦克阿瑟任命的澳大利亚人韦伯为首席法官。这一审判法庭反映了反法西斯盟国的共同意愿,美国在其中有最大影响,是因为美军单独占领了日本,并看押着所有甲级战犯。

当时追究日本战犯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件难事,因为既要履行对日本当权者的约定,又要对受害者有所交代,于是,美方便将偷袭珍珠港时担任首相的东条英机列为第一号战犯。有舆论称东条英机为“东方的希特勒”,列为“战争三元凶”之一,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财阀则被描绘成任光头军人摆布的傀儡。了解日本情况的人都知道,战争结束前,日本实行的是天皇制军国主义,天皇身兼陆海两军的统帅(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首相、陆相、海相都无统军权,大的军事行动都出于“圣断”。东条英机只是战时十几任首相之一,作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恶极,其地位却只是一个天皇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臣仆,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作用如何能相比?

当东条英机得知自己要受审时,便想自杀,最后一任陆相下村定大将登门告诫说:“只有你能上法庭替陛下担当责任。”东条不听劝阻开枪自杀,却未打中心脏,结果被美国军医救活。在东京审判中,东条英机仍叫嚣“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不过他也说了实话:“战时也没有任何人能违抗天皇的意旨。”

在东京审判中,经中国法官据理力争,最后表决时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得以判处东条、松井、板垣、土肥原等七名甲级战犯以绞刑,使这伙昭和军阀头目受到惩罚,不过这种追究明显是不彻底的。日本皇室成员无一人被追究,包括下达在南京“杀掉全部俘虏”命令而开始大屠杀罪魁、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的皇叔朝香宫。东京审判结束时,首席法官韦伯便公开申明:“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法庭在这方面掌握了不可辩驳的证据,不对他起诉是出于盟国的利益。”

美国为促使日本早降,承诺保留天皇制,这与保护裕仁又是两个概念。战后日本不少人包括原重臣木户都建议裕仁退位,找一个没有战争责任的皇族继任,这与保留天皇制并不矛盾,而对战后日本形象大有益处。美国同意的“维护国体”,实际是包庇战犯裕仁。还有一些战犯如“细菌战之父”石井四郎等,也因向美军提供人体试验资料而受到保护。当时日本共产党和各进步团体发起废除天皇制并追究其本人罪行的运动,美国占领军却支持当权的右翼。日本多数民众受传统的神道传统束缚,也认可了长期被尊为“人神合一”的天皇继续为元首。至50年代以后,追究最大战争责任者的呼声逐渐平息,同日本建交的国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然而历史却是不容歪曲。

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于1946年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赔偿额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进入1948年后,美国见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便宣布免除日本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从此各受害国想得到实质性赔偿就不可能了。直至60年代,日本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因建交需要,才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因此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

中国对日抗战取得了驱逐其侵略势力的伟大胜利,不过在处理战后日本的问题上却难以达到自己的正义要求,关键在于实力超强的美国垄断了对日本的处置权。经过抗战的中国虽地位有所提高,国力衰弱的局面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对外事务上必然有诸多遗憾和无奈。周恩来曾有过一句名言,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回顾抗战史和战后的对日处置,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到“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只有极大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才能伸张国际正义,也才能真正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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