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懒得交际，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小时候的玩儿伴，印象也就渐渐地消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一部分破碎的回忆，除了反刍一点儿从前的灰色童年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亲韵可言。
但对子卿，我却很难忘怀。他仿佛永久地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了。他仿佛是另一个我，替我在生活中追求另外的东西，因而使我简直无法不关心他存在的种种情况……
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当年是一块儿从山东同一个小村里出走，“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当年他的父亲十五岁。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小一岁，叫他的父亲“俺哥”。如今的少年之间，已很难有他们当年那么一种虽非手足亲似手足的关系了。人和人之间究竟能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大抵也是由时代参与决定的。
当年，我的父亲和子卿的父亲，“闯关东”的野心自然是向东北的城市倾斜的。然而东北的每一座大小城市当年都排斥这两个身上一文不名，并且不谙世故的山东少年。最后他们不得不落脚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它距离哈尔滨市五十几里路。如果从江上划船逆流而上，距离会近不少。他们选择那个小渔村落脚，证明他们当年向往有朝一日混进城里的念头是非常顽固的。尽管后来他们分别娶了那个小渔村里的两个女人。
我六七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子卿和我同岁。他也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我们的父辈们的野心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母亲们因此很崇拜他们。我们则更敬仰我们的母亲们，因为她们从不曾在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面前表现过丝毫的自卑，也因为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并不敢随意欺负她们两个来自农村的女人。据说当年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一向是很蔑视混进城里的乡下女人的。
严格地讲，我们两家其实并不能算在城市“里”，而是住在城市最边儿上的一条小街上。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最细的指纹。它的名字也起得低俗，叫“脏街”。也许这并非它的名字，只不过被人们随口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
当年我曾问过母亲：“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
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
我又问：“为啥叫脏街呢？”
母亲也又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呀？”
那条街确实脏，很脏。街两旁的住房，如果那也算“住房”的话，像吸了一辈子烟叶的老太太嘴里七倒八歪熏黑了的牙。街一头是下水道，整条街上家家户户的泔水都往那儿倒，经常堵塞。除了冬季，下水道口几乎永远淤着臭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飞起一群。而冬季呢，周围冻着一层层有颜色的冰。一层层冰的一种种颜色，使人瞧见了恶心。颜色恐怕也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对人的胃起呕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头是公共厕所，是由碎砖、土坯、带树皮的木板和几片油毡纸组合成的。年月久了，砖色已变了，如同东北人做酱的酱块，而且是发了霉的。土坯呢，夏天淋冬天冻，早已黏合成一整堵土围墙了；而且倾斜着，似乎随时可能倒塌。带树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说了，朽得刮阵风都往下掉些朽木渣子，手指轻轻一捅就一个窟窿。只有顶盖上的油毡纸，隔几年由街道卫生队负责换一次。街道卫生队是没钱改造那个厕所的，该做的也只能是隔几年替它的顶盖换一次油毡纸。他们一次也没舍得用新的油毡纸，所用的都是从建筑工地上收集到的废弃油毡纸。结果是，雨天或夏季炎热的正午，上厕所的大人们，总是在兜里揣一张旧报，蹲下后立刻双手将报纸伸开在自己头上，否则会有雨水珠儿或油毡的沥青滴落在衣服上头发上。曾有一个女人的头发被沥青粘住，用肥皂用碱水洗了好几次也洗不开，最后她男人用了半脸盆汽油才帮她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