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神性笼罩的皇帝

文字狱表皮上的华丽外衣
“展示”论
选官流弊与微调之力
何时罪己？
“不由自主”专制
“任务”
“未察虚实”
“京控”
著述的存废与皇权
专制的寿命
知而不改，不如不知
畸形宋朝
宋代皇帝评估文人谤怨
丞相制，说没就没了
掩饰低微
蜕变
帝制时代的好皇帝
罚非其罪
鼠与器
顾虑
多才皇帝的悲剧
缺乏监督的商纣王
监督与监视
繁荣与忧患意识
袁世凯为何称帝
严令如何变成具文的
谁促成了起义者
监督似奴婢
后来呢？
“冷拒”与“酷拒”
头发与政治态度
“意见”叵测吗？
嘉言还需方行伴
必然产生杨广
朱元璋慨叹过的事
皇帝个人情绪与文字狱
扭曲的惜才
容忍度
身边人
何尝知道是新机
缺欠
大面积沦陷
偶然发现
示范
人祸乎？天灾乎？
胡服对汉服的一次胜利
魏源影响了谁？
慈禧对光绪的斥责
调节的弱化
“底线”

中编 诚惶诚恐的大臣

腹诽
郭嵩焘：试图直立行走的猴子
考课与民众之音
宋恕为何事“胆怯”
裴矩的心态
黄遵宪与美国式民主
清朝文字狱与名著
南宋15条的处境
颟顸
王世充求言
语境
孙嘉淦的衰变
唐朝建国前的三百多日
李斯的两次上书
“吮咀”谈
与奸恶无关
良史的界域
刘瑾必有替人
说“鲧”
明朝的穿靴戴帽
贾似道专权之根
“清官”这个概念
朱氏子孙的奢靡
贪官的底蕴
“奸臣”之奸不在包子
传染
计算方法
生计问题

下编 一言难尽的士人

方孝孺的死
都出“国”了
张謇之见
一种无声无息的悲剧
“红杏尚书”的奋斗观
臣子的品德
不可孤立看待遴才方式
雅贿
难忘宋应星
蔡伦的光荣与悲剧

“任务”

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乾隆处理得令人瞠目结舌，实际有他的苦衷。如果寻根问底，他这个皇帝最终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李侍尧犯贪污大罪，原因自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但谁也否认不了的诱因，就是乾隆自己。乾隆皇帝喜欢排场、享受，乐意让大臣进贡。李侍尧贪赃枉法，与他热心为乾隆办贡有相当深的瓜葛。虽然乾隆皇帝知道让大臣进贡可能出现不少违法之事，曾经晓谕各督抚，要洁清自矢，毋专以进献为能。可事实上，他对进贡的大臣颇有好感。乾隆晚年发生的几桩高层贪污案，与进贡都有关系。嘉庆皇帝曾说：“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
清朝时，各省总督或巡抚都要在重大节日或年终进献方物给皇帝，一般分为年贡、端阳贡、中秋贡等不同名目。乾隆初政之时，律己比较严格，进贡问题并不严重。从乾隆十六年（1757年）首次南巡及圣母皇太后六旬庆典之后，进贡方物之风渐盛。此风一开，臣仆们为邀宠，对皇帝的秉性、爱好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便投其所好。于是，价值不菲的古玩、玉器、字画，以及外国的奇珍异宝，陆续送到乾隆那里。
后来，督抚们办贡方式也大有发展，由所谓“自行制办”发展到下属帮助“购买物件”，名曰“帮贡”。办贡的盐政、关差、织造们，则令盐商、洋商出资代办，他们自己不掏一分钱。
臣子们每次进献的贡品达数十种，其中一柄“如意”，督抚把一年的廉俸积攒起来也买不起。李侍尧在任上进献的珍品数目，已经很难统计清楚。仅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那一次，还是粤督的李侍尧被乾隆“驳出”的贡品就有数百件，其中包括玉器、宋元古瓷、珐琅等等。所谓“驳出”，其实就是乾隆没有看上眼，退回给李某了。
皇帝热衷于某种任务，必有下属百般迎合。此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时推动进贡高潮的不仅有李侍尧，还有和珅、福康安等人及整个统治集团。
进贡之风不仅戕害了政风，而且毒害了社会空气。办贡、进贡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送给皇帝的礼物从来都是“暗箱操作”的，过程不公开，账目也混乱。督抚、州县官员层层扒皮，到了底层老百姓那里，恐怕要拿出高于贡品千倍万倍的金钱。当然，也不是没有人看出此举之弊，御史钱沣曾建议皇上以后不要接受贡物；御史郑征奏折云：“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囊，求索无厌，贿赂分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可惜，自大复又自负的乾隆哪里能真正听进去？
内心虽然听不进去，但红头文件表述的态度十分明确：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然而，“上谕”归“上谕”，这位被后人称颂的盛世之主从来也没有停止收受贡品。清朝档案说，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征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早几年时，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这位皇帝八十大寿时，排场之大，令人惊讶！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全部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进贡更不消细说了，省级三品以上大员都有进献，京师内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两淮盐院以四百万金协办这次庆典。据说庆典共用经费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人们提到慈禧往往说她奢侈，其实还不是和老皇帝学的，只是她有点生不逢时，正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倘在盛世，她那点事也就不一定有人说。世人云，弱国无外交。若将此话演荡开来，也可以说，弱世无是处，盛世无错误。扯得太远了，还是说慈禧的奢侈。老皇帝的行为，对新皇帝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都有前代的影子。
进献之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会停止呢？停止不住，必然上行下效，官官如此，层层如此，结果官员就会以进贡为由大肆贪污。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清单上的“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等物，就是李侍尧进贡物件，只因乾隆所收贡品中等级有比这些高的而被“驳出”。
有人或许说，乾隆奢靡，喜欢排场，大臣对进献之风态度懈怠或嗤之以鼻不就行了嘛。其实这是一些喜讲空话者常说的话。在专制社会，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可以当多大的官，皇帝一人说了算，想求得皇帝宠眄的臣子，哪里可以收住进贡的脚步？乾隆大搞文字狱是为了皇权，现在大兴进献之风，同样也是出于皇权。治理国家的措施不论好还是坏，哪个臣子敢不执行？《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体制之下，皇权安排任何任务，臣民都必须想方设法完成。结果自然就是，乾隆个人的奢靡，导致进献之风大盛，进贡又以各种形式刺激官吏贪污婪索，统治阶层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道德防线，时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到了清朝晚期，社会百病丛生，“无官不贪”已不是猜测，大清最后在历史视野中消隐了。
皇帝的某种失当措施，不见得会直接引起社会覆灭，甚至不会直接引发溃烂，但会成为一种“药引”，引出一个个弊病。过去商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子而箕子见了恐怖得发抖，原因就在于使用象牙筷子必然带来无休止的奢靡。皇帝为一时痛快，可以轻易宣布某事为任务，殊不知下属为完成这项任务，可能弄虚作假，可能行贿索贿，可能强烈搜刮底层。这些，仅靠一纸禁令是无法避免的。从来臣子为完成皇帝布置的任务不遗余力乃至丧尽天良，对同样来自皇帝的附属命令则有所变更，有所忽视。为何如此，可能还是任务于升迁关系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