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印痕　1
小时候　3
完美的食物　11
熬　22
嗨，爸爸　34
姐姐　41
人生悲喜剧　47
青玉案　49
浅春之下　60
无影灯　77
盲钟　88
时光等等我　107
乐活主义　109
小城琐事　120
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132
被雪覆盖的村庄　146
彼岸有繁花　163
消失恒星　165
筒子楼　183
五月雪　202
姐姐的森林　224

小时候
文/生明星
1992年，正是新加坡禁口香糖、邓爷爷画圈圈的时候。当然这两件事对泰州这个既没见过口香糖又没被画到圈里的沿海小城市来说是没有什么纪念意义的，之所以要从1992开始讲，是因为在这个国际国内形势都风起云涌的一年中，我从受精卵变成了人。
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除了在“文革”期间都是很受人尊重的。我爸当年在报社工作，而且还不是扫厕所的，这便足以让我仰着头走路了。我妈很有政治头脑。她明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于是她去公家的水泥厂当小会计，将自己热衷的爬格子事业降到了第二位。我妈是个好同志，她牺牲了小我，完成了大我，为了我家能与工人阶级搭上边，她不懈努力。于是，执政党成功地成为我们的先锋队，这更加让我可以仰着头横着走了，可惜当年我尚年幼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一直把眼睛搁在地上找钱补贴家用。
虽然我没有完成横行乡里的历史使命，但好处是少不了的。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里，人们除了看电视就是看书，书看多了就涌现出了一批文学爱好者。他们热爱文学。热爱文学就喜欢折腾文学，折腾折腾就折腾出了一篇文章。政治学家告诉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什么都是大家的。当时的文学爱好者还是以70后为主，一点都不懂叛逆，纷纷响应国家号召。他们折腾出一篇文章就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当时电脑还不普及，仅有的几台还是286，要交流也只能发表了。要发表就要找报社，到了报社不能找扫厕所的，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爸。为了让自己的文章上报的概率大一些，他们就要送礼。是的，当年的人们虽然淳朴但也明白有钱好办事这一至理名言。而我爸每次都会很善解人意地收下。我依稀记得我爸告诉过我他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他一边啃着别人送的香蕉一边说：“编辑收礼就和医生收红包的道理是一样的。医生要让病人安心，编辑要让作者放心。而事成不成是由天定的。”听了这话我觉得我爸真伟大。之后，我理直气壮地过起了冬天有腊肉、夏天有西瓜的美好生活。
但这种美好生活到我上幼儿园时就结束了。虽然我爸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了几斤水果、几块腊肉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在双规的大环境下他构成了受贿。是的，即使他压根儿不是个官他也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受了贿。但他十分有先见之明，在党和国家尚未查到他贪污了几斤水果几块腊肉时，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编辑这个肥缺跳槽到了文化局，我为能免去“挖国家墙脚罪人的女儿”这顶帽子而欣然接受了从一天吃三个苹果降到三天吃一个苹果的苦日子。
当时电话还未普及，用上电话的人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成了大富翁。走在街上，到处都有以下对话：
“三姑，你干什么去？”
“哼，又要交电话费了。”
这个小城在这些对话中实现了它的共同富裕。
因为电话的普及，电信局也在众局之中挺立起来了。幼儿园的小伙伴们喜欢比爸爸，当一小姑娘说她爸爸在电信局工作时小伙伴们都以崇拜的目光望着她，个个都问她家里有几个电话，她笑而不答，宛如千金小姐。即使后来我知道她爸是在电信局扫厕所的，也丝毫不能影响她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在比爸爸中我没有丝毫优势。文化局不比电信局，甚至在孩子们的心中还不如报社。毕竟报社是有产物的，一个小编辑也是可以受贿的，而我爸直到坐上办公室主任的位子还是只能给别人送礼。在孩子们眼里文化局就是一堆糟老头喝茶看报的地方。我不能说我爸在文化局，我伟大的爸爸不是个只会喝茶看报的糟老头！我的虚荣心开始作祟，我赋予了我爸当时最崇高的职业：“我爸是电信局修电话的。”
我这个人极少吹牛，但我就吹了这一次，还在当天就吹破了。当我说出这句话时，同学们开始惊呼，不一会儿就传到了老师耳朵里。老师很激动，要知道一个班里出现了一个电信局的工作人员就像一个城市出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这怎么能让她们不激动？当即我就得了一朵小红花。老爸来接我放学，老师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用极其忸怩的姿态问道：“生小星的爸爸，你可以修一下园里的电话吗？”
我霎时听不懂人话了。那是个美好的黄昏，夕阳将我爸的小二轮镀上了一层屎黄色。我爸面色凝重，他的内心诸多挣扎后，他缓缓吐出一句话：“我不是电信局的，我是文化局的。”
我用虚荣心堆起的小土山轰然倒塌，淹没了我幼小的心。为此，我一个晚上没理我那个曾经伟大的爸爸。为此，直到幼儿园毕业，老师都没给过我一朵小红花。每思及那个黄昏，幼小的我都会面无表情地呢喃：“屎黄色的，一切都是屎黄色的。”
后来我爸深觉在文化局的办公室喝茶看报等着领工资是极为浪费生命的。刚巧国家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停职留薪——为广大在办公室喝茶看报者提供了一个回家喝茶看报的机会。我爸自不会放过个机会，他如从报社跳槽到文化局一般毅然决然从文化局跳槽到家里蹲。我万分痛心，今后的比爸爸游戏，我除了垫底还能有什么发展空间？在家里蹲这个机构里我爸爸已经做到了最高领导人的级别，他也没有上升的空间了。大家都知道当人没有发展的空间时，他是痛苦的。所以我和我爸都极端痛苦。我爸痛苦时就会去折腾文学，期待文学共享的同时痛苦也共享了。我当时没文化，无法与他一道痛苦全人类。我只能在黄昏时分拉开酒红色的窗帘，怅然地看着远处小学墙壁上“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与夕阳相映成趣，我面无表情地呢喃：“屎黄色的，一切都是屎黄色的。”
当我看到我爸日日夜夜匍匐于那台286的电脑时，我那颗幼小的心就激荡了。那时正流行古惑仔，我这个四岁小童亦深受感染。我真想揪着我爸爸的衣领吼：“给老娘把招子放亮点！格子有什么好爬，快去学一门手艺，然后到电信局干活去。”
但我不敢，不仅因为他一米八三我一米三八，还因为他是我爸爸，在精神上他也是一米八三。
我知道我爸不能给我带来荣耀了，我只能将满腔的崇敬给了我那坚持在工人阶级岗位上的老妈。可惜好景不长，我妈所服务的水泥厂赶时髦地由公办变成了私营，我妈一琢磨发现执政党已不是她的先锋队了，她成了私营业主的打工者了。出生于1966年的她，立即向领导递上了辞呈。
之后我一家三口统统成了家里蹲。一个停职，一个辞职，一个没职。当我们仨三看三相厌时，我上小学了。
我知道在比爸妈的游戏中我处于弱势。在弱势群体中我养成了自卑的好品行。每当小伙伴们开始玩游戏，我就开始躲在角落里一边种蘑菇一边用幽怨的目光盯着他们，心中默念：“屎黄色的，一切都是屎黄色的。”当年我头脑中尚未有经济概念，否则我就是卖蘑菇的小姑娘了。话说因为我在种蘑菇时一心二用，所以当年的游戏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爸、我妈和我气氛沉闷地互相数对方脸上的痣时，我就会从兜里掏出一个粉笔头，高高兴兴大声喊：“我们来跳房子吧！”然后你就会看到欢快的一家三口，长得虽是个人样，却像兔子一般蹦来蹦去。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亦不管是一米八三还是一米三八，都将大好的时光扔在一堆格子上。当我妈买鸡时，她还会遵从我的建议万分欢畅地拔几根鸡毛当毽子。可惜我踢了那么多年，那毽子还是像鸡一样到处扑腾从没回到我的脚上。
那时候，手机流行了，大哥大歇菜了；电子宠物流行了，流浪猫狗变多了。腰间别个电子宠物宛如怀里挂着个手机，我不顾我家有两个人在家待职的艰苦条件，抱着我也当会儿富家千金的美好愿望，逼着我妈掏出买肉的钱买了一个电子宠物。我坚信电子宠物绝对比插了两鸡毛的毽子听话得多。电子宠物呈蛋型，上面嵌了个小屏幕，小屏幕上显示了一个小怪物。我看到它后蓦地升起一股做母亲的快慰，即使我不过五六岁，即使我的娃是个小怪物，但是我当年照料它的程度绝对可以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主持人看了我的感人事迹一定双眼含泪、声音哽咽。我的颁奖词是这样的：不是生母，是人口买卖，无关血缘；不是人类，是电子怪物，不能言语。生小星，用不管进食或如厕都悉心照料的深情告诉我们“母爱”的含义。不过我的电子小怪物更加感人肺腑。它为我的“母爱”事业，死了活了，活了死了，生生死死无尽也。
是的，我的电子宠物有个很傻叉的系统。如果我在睡觉时它撒了一泡尿，并且我没有及时起来，它能活生生被尿给熏死。如果我在跳房子时没有注意它病了，它死的速度就相当于AK47轰了它的头。这个系统更傻叉的是如果我太溺爱它，它就会产生叛逆心理，背着个小包包感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去了。这个系统最傻叉的是，浪子不回头，回头身先死。我作为一个母爱泛滥的娃，隔几天就要把小怪物弄死，我内心何其悲痛。当我的小怪物去天国一日游时我都要要拉开窗帘暗道：“屎黄色的，一切都是屎黄色的！”
当电子宠物遍地都是后我的人生便没了目标。阔是摆不起来了，有一个电子宠物只能表明我不是中下贫民，我爸不是家里蹲。我愈加自卑了。人自卑了就喜欢在家待着，但在家待着也不能保证我的童年一尘不染。